钢铁雄心之舰男穿越记 (半只青蛙)

连中两炮的塘鹅号上一片大乱，失去指挥系挥的舰上水兵还来不及从中炮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十几秒后，第二轮炮击又至，这一回命中塘鹅号的有两发炮弹，一发打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炸开一个半米长的大口子，江水滚而入，并导致全船停电，灯火全灭。第二发炮弹命中舰体中前部，将几名水手掀入滚滚的江水中。

这时岸上的炮台停止了射击，挨了四发炮弹的塘鹅号匆忙地倒车，后退，黑暗中由于慌不择路，加上船体受重创吃水大增，最后竟搁浅在距离洪湖炮台约五公里远的长江浅滩上。

就在塘鹅号搁浅位置上游约两百公里的长江岳阳流段，长江边上上异常的热闹，三十几条机动拖船装满了红军将士，正准备启航顺流而下。

1934年的秋季攻势，湖南仅仅只是开始，夺取湖南，全歼何键部，只是为了彻底清除江西侧翼的“麻烦”。而红军这一年秋季攻势的战役目标，其实却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1932年的秋季攻势结束后，红军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一系列的和平协议，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份虚假的和平协议。不过协议签定后，双方虽然在福建小有冲突，桌面下的货币战争更是打得杀人不见血，但大至上还是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

不过这份和平，也仅仅只能维持到1934年的九月。

1932年红军在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到兵力急剧扩张，甚至将南京国民政府都逼到十分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却主动地要求和谈，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时间消化新得的地盘，二却是自身的根基不稳，干部数量不足。

在江西的时候，林汉曾和李润石等红军干部讨论过中国历史上失败的农民起义，黄巢，李自成是被谈得最多的话题。这两人在天下几乎到手的一刻，却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一夜之间就输个精光再难翻盘。一败而垮的原因很多，但其前期扩张太快，根基不稳，也是重要的因素。而李润石，这个系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经验的牛人，更在林汉到达苏区前，就写过一篇《反对流寇主义》的论文，他对此也是有很深的体会。

从1932年九月到1934年九月，这两年的时间里，红军上层最关注的事情，不是根据地里的小工业化建设，而是在根据地里开设了“红军大学”，忙着培养干部，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

人，人才，从来都是最珍贵的资源。用了两年的时间费心地培养基层干部，又得到德共、苏共，加上林汉培养的归国留学生三方面人才的大量输血，苦练了两年的内功后，红军才决定在1934年九月发动全面攻势。

湖南仅仅只是第一个战役目标。

和胡南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江西战役。

早在八月上旬，红军就故意在江西进行声势浩大的兵力调动进行战略欺骗，装出一副要在江西打大战役的模样。

到了九月一日，江西红军全面出击，对南昌号发动攻击，兵临城下包围南昌号，至于赣州，早就一触而降。

南昌号守军此时有两万人，城护司令是著名的“铁壁”马司令，对于这位红军的“老朋友”，红军对其也十分地客气。南昌号城外实际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包围监视着南昌号守军。

余下的超过四万人的主力却在南昌号和九江之间扎下口袋阵，等候九江的援军过来。遗憾的是，江西的炮党大军此时早已心胆俱丧，愣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围城打援的方案最终失败了。

不过江西之战在八月份时的战略欺骗却取得了预想中的成功，那就是将长江上游的一部分炮党军吸引到九江来了。

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早就想放弃形势越来越恶劣的江西省，尤其是同样深陷“匪区”的南昌号。而九江由于紧挨长江，作为钉入江西的钉子反而比南昌号更受重视。

为了保住九江，南京国民政府从武汉调了三个师增援九江，其后果却是导至武汉守军只剩两个师不到两万人。

江西只是佯攻，湖南不过是把早就含在嘴里的肉吞下去，而湖北的省府武汉，才是红军此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1934年的武汉，可以说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汉阳的钢铁厂，还有汉阳兵工厂，都是红军期待许久的目标。

这两年来红军虽然得到了林汉的大量援助，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工业基地，能生产少量的钢铁，自产迫击炮弹，复装子弹，但是受制于外部封锁，交通不便，工厂选址不佳等诸多因素，红军的军工体系其实规模都不大。

注：要建立一整套完整军工体系，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建一个钢铁厂，要求都甚多，选厂位置得交通便利，附近最好要有铁矿同时也要有煤矿，同时还要需要大量培训合格的产业工人，要有足够时间的技术沉淀积累。

在红军的九月战略方针中，拿下岳阳后，立刻就要横渡长江，向东出击，奇袭武汉，尤其是要拿下汉阳的兵工厂和制铁厂。

在这个敏感的当头，英国战舰突然逆流而上要到岳阳去（护侨）就成了最大的变数。岳阳码头的船队是奇袭汉阳的奇兵，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可能容忍够英国人出现搅屎，为这个计划增加变数？

第127章奇袭武汉（下）

“中国的革命形势，一旦象大革命时代般，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高氵朝趋势时，必然遭受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甚至是直接出场镇压。”

在基尔会议上，红军代表任培国的讲话，也代表了江西红军的观点。

过去的两年里，红军明明可以趁大胜之机痛打落水狗，将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箐华区域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福建和湖南，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到英国以及和英国勾结在一起的日本。

现在是1934年，并不是1946年经历了二战的长期放血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人心厌战，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所以红军在夺取了福建出海口后就装出“心满意足”的姿态搞起了“和谈”，实质上却是为了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以苦练“内功”，大搞军事练兵，干部培养和农村根据地建设。

这个时代的中国问题，最复杂的一点就是他已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国际性问题。

日本，这个对中国一直野心勃勃的国家，才是穿越者林汉和知道了历史的红军最头痛的敌人。

林汉和红军谈起自己穿越那个时空的历史，对比一下这个被他篡改的历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却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权威性比原来那个时空差了很多。

历史上，炮党首脑常凯申，借着红军长征追击“剿匪”之机，一路上扫荡各路军阀，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陕西。沿途被他顺手吞并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也有好几个。

不管常凯申这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是多么地糟糕，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到1937年抗战暴发时，他领导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已有了不低的威望。也称得上是一个“强力的中央”。

面对外虏异族入侵时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那是相当危险甚至可能演变成悲剧的。

五胡乱中华时的中国，就是因为前期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央政权威望实力大减，最终酿成那持续数百年的惨剧。

满清入关，南明小朝廷倾刻之间覆灭于只有二十余万人的满清，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也是重要原因。

而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外敌是比五胡和满清都凶残百倍的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上，为什么西安事变时要放常凯申回南京？

因为此人再不堪，至少他还是可以压得各路军阀硬着头皮去抗战的人。军阀中，是有象刘湘，傅作义这样奋勇抗战的爱国将领，但张学良，韩复渠、石友三这类望敌而逃，望敌而降之辈同样也是大把存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压制未来的抗战，各路军阀中的“带路党”会更多。

可是在这个位面，常凯申早早地在1931年就被林汉一枪打死，直接嗝屁。取代他上位的何应钦和宋子文，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剿共前线上的连续惨败，更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年不如一年，到1934年时，其“政令不出五省”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

即使现在宋委员长刮地三尺兼砸锅卖铁地在拼命进口军火，大练兵大征兵，除非他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否则他这个“中央”的政令，谁会鸟他？但这可能吗？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和红军高层反复地推演未来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抗战局面后，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已知的未来历史滚一边去，这个位面的抗战历史，该由我们红军自己来编！”

“建立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想法也成了后来红军战略发展的主导思想。既然认定这个被严重削弱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了，那个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就由我们红军来扛。

要达成这一目标，红军根据地不能发展太慢，不能过度地只顾待在家中“种田搞建设”，还是要对外发展，“打出去，扩张地盘”。只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得好，不能扩张过快造成根基不稳，同样也不能扩张太慢错过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