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全本校对] (赤军)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露点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第六章 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