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窃听系统 (叫天)

　　但这些其实只是拖欠赋税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拖欠赋税的，其实是富户来的。他们有钱，会捐纳官身以免除地方官可能的体罚和拘捕。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就只能上报，而上报其实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是地方官上报太多的话，就会显得很无能，这又迫使地方官不会太多往上报。这么一来，富户才是拖欠赋税的主力军。
　　这些拖欠赋税的富户，其实是很狡猾的。第一，他们有势力，第二，他们也不会真得一分钱不交，只是交一小部分，然后就赖，一年一年的赖，赖个几年，朝廷看到这种累积起来的欠税，会成为最新税赋征收中的难点，就只能蠲赦拖欠多年的赋税。
　　另外，按照惯例，比如皇子出生，立太子，或者新皇登基等普天大庆的时候，也往往是要蠲赦欠税的。只要赖到这种时候，拖欠的赋税也往往能赖掉。
　　这种种事情，其实都是恶性循环，鼓励了那些拖欠赋税的行为，至于正常交税的，他们一看可以赖掉，而正常交税也没有好处，自然也会有样学样了。
　　因此，崇祯皇帝给他们看得这份奏章中，拖欠赋税的数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另外一类奏章，则是有关官吏交税的记录。
　　在大明朝，官吏从来就不是全额免税的。不是说，只要中举，那就再也不用缴纳赋税，不用服劳役了。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


第279章 一石二鸟
　　不是说他们两人因为看到奏章上的数据触目惊心，从而被吓到了；而是他们大概猜出来了，皇帝要他们去干什么，他们俩才吓到了。
　　拖欠赋税和官绅优免的事情，就是大明朝的两大禁忌，除非是那种真正具有为国为民胸怀的人，才会去碰；
　　而张溥？就他掌控科举一事就能看出来，他真是为国为民么？真要这样，难道他不知道，截断了他人正常科考之路，对于国家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至于吴昌时，就更不用说了。在原本的历史上，为了权力，他甚至都干出毒死张溥，试图取而代之的事情，由此可见，他能真正为国为民？
　　而他们两人又都是官场中人，岂能不知道，如果他们去碰这两件事情，那么他们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情况？
　　崇祯皇帝一直看着他们两人，见他们的表情变化，便知道他们心中想什么，当即心中一声冷笑，你们不是复社首领，清流领袖么？刚刚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为国为民，要忠君报国，那么这事情，就是要你们去办！
　　其实，在温体仁当首辅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复社对大明的危害，因此，他当时就想整治复社。可是，复社的力量太大，就算温体仁是首辅，却也没有什么办法，不但抑制不了复社的壮大，甚至还连累他的兄弟温育仁，被复社背后的地方官罗列了罪名，抓进了大牢中。
　　此时，崇祯皇帝看到张溥和吴昌时虽然看完了，却低着头还在假装看奏章的样子，便轻叹一口气说道；“朕这一次出去，算是真正体会了什么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卿等可能不知道，看着这种情况，朕深感痛心。每一具白骨的背后，有多少亲人的泪水思念？每一个断壁残垣的背后，又是多少家百姓的家破人亡？朕刚才听到你们同朕一般，都想着为民解忧，这样的事情，朕相信卿等二人见了，也肯定是非常痛心，对不对？”
　　张溥和吴昌时此时一听，终于知道皇上为什么从一开始见面就夸他们两人，原来是埋了个坑让他们跳，心中不由得非常无语。
　　可对他们两人来说，不要说如今是在御前，哪怕不是在御前，他们对于这种事情，至少要表现得痛心，表现得为国为民才行，因为这是他们扬名的基本。所谓清流领袖，大明朝的正人君子，就是要有这样的表现才行！
　　因此，不管他们心中怎么想，都一起向崇祯皇帝表态，他们也确实很痛心。
　　崇祯皇帝一听，便严肃了脸，指着他们手中的奏章说道：“之所以有这种种惨状，皆是因为朝廷无钱粮，天灾人祸面前，根本无力赈灾所致。而要是这些欠赋，还有那些优免之外的丁田都能上缴赋税给朝廷，朕相信，百姓就不会再有如此悲剧发生了。”
　　说到这里，他看到张溥似乎想说话，心中便一声冷笑，抢先一步说道：“因此，卿等两人年轻有为，自有一股锐气，朕刚才也看到了，听到了两位卿的心迹，忠君报国，为国为民，此事不交给卿等两人去做，朕都觉得埋没了人才！”
　　张溥和吴昌时两人听得心中连连叫苦，就知道皇上会这么说。可是，这两个事情，实在是不能去做啊！
　　这么想着，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见对方眼中，压根就没有抢先答应的意思，就知道对方其实也想自己去包揽下来。不过，可能么？谁傻？
　　于是，他们又转头看向崇祯皇帝，急中生智之下，就想说话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