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宋 (榴弹怕水)

　　何况，除了传统劳役外，总有一些必须要人来做的其他门类劳役……比如宋代臭名昭著的衙前里正制度。
　　衙前是让你看管公物，实际上公物那个不被官吏掏空？所以衙前役就沦为事实上强迫百姓补足官物的抢劫行为。
　　里正类似……里正是为了收税时方便，指定一户为里正，充当某种类似包税人的工作。
　　然而，大户来做包税人，是可以趁机劫掠的，普通百姓当这个工作，却反而不敢去真正的权势家收税，何况还有贫民百姓真的交不起税，结果就是担任里正这个役作的老百姓家要掏出自己家产补足税收……也基本上相当于公开劫掠。
　　总而言之，绕了一圈，免不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但富人越富势力越大，越不会被盘剥，反而是穷人越穷，负担丝毫没有减轻。
　　譬如说杀婴那事，逻辑很简单，家里就那么多田产、家产，可只要孩子长大就要负担相应的人口税和劳役税（绢帛）……那么结果就是穷人养不起孩子，不敢养孩子，孩子一多就溺死。
　　人多地少的福建路尤其如此，那地方杀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习俗，胡寅差点被溺死就是这般来的，而富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虽然少了一些，却也少不了类似的事情。
　　事情就在这里对上了，杀婴不是什么恶俗，福建人不是天生就是要担上恶名，而是人地矛盾和赋税的问题，火葬、水葬也是如此，是为了省点田地方便耕种，淫祀、食菜魔教还是这般，是基层对官府失去信心，是官府对基层治理失败的结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个问题……底层农民承担着一切，却无人正眼看他们一下。
　　这便是大宋朝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盛世所在，也是赵玖此行东南之前便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来这里，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只是让近臣们去做调查，自己分析完之后更加深刻而已。
　　就这样，又过了两日，根本没有踏出太平州府半步的赵官家将那六个词汇也抹去，重新写成了两个简单的词汇：
　　一曰兼并；
　　二曰丁负。
　　这便与跟那些年学过的教科书连到一起了。
　　而在写完这两个词后不久，赵玖只犹豫了片刻，便将这两个词也一并撕去，然后重新在小本本写下了两个来之前便盘旋于脑海的词：
　　一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二曰，摊丁入亩。
　　两个词，两张纸，赵官家重新陷入到了选择疑难之中。
　　不过，就在这位官家犹豫不决之时，李纲终于请见了——官家渡江后放了东南士大夫的鸽子，却在他州府内一声不吭呆了六七天，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包括两淮、江东、福建的都早已经渐渐云集两浙，他承受不住上下左右的压力。
　　所以，想请赵官家东行往两浙，去履行他的、相关‘政治座谈会’的承诺。
　　对此，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赵玖也情知拖不得了，却是一声感叹后，将两张纸一并收入，然后启程向东，却又下旨让李纲随行。
　　十月初二，御驾抵达金陵，汇集刘錡部兵马。
　　十月初八，御驾抵达苏州，苏州倾城而迎，赵官家旋即在此处正式下旨，将于本月底在杭州周边召东南士大夫论政，而且，除有品秩有待遇的在位、退休官吏，学生士人外，无论僧俗，无论商工百姓，无论两淮、两浙、两江、福建所属，但有言欲进者，不计文书口诉，皆可登御前一言……明旨传出，东南终于重新沸腾，各处士民奔走而告，纷纷往苏杭一带汇集，等到赵官家仪仗出苏州时，随行骑驴乘车的东南士人，就已经不下数百人。
　　十月十五，因为雨水不期而至，御驾稍晚抵达杭州，随即赵官家与吕颐浩吕相公相会密谈，接下来几日，汇集而来的士人已经充盈杭州城内外，不下千余。
　　十月十九，最后的旨意正式传出，赵官家、吕相公，联内制范吕二学士，将于十月廿五日开始，于西湖畔召开相应座谈会，一连五日，天子、宰执、内制将会现场办公，若有议成，即刻当场发诏，以成政令。
　　一时间，东南三度沸腾。
　　十月廿二，随着许景衡许相公的抵达，赵官家终于想起一事，却是带着吕、李、许三位相公一起去洞霄宫探望了太上渊圣皇帝……兄弟二人相见，据说是兄友弟恭，场面极度温馨，甚至两位皇帝、三位相公还一起在洞霄宫吃了一顿东坡肉。
　　以至于往后三日，杭州城内，东坡肉的价格，直接翻了一番。


第三十三章 武林
　　经历了三天的猪肉涨价之后，西湖问政大会正式开始了。
　　而因为杭州古称武林，当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所以这次大会早在长达三日的东坡肉涨价风潮中便已得了个诨名，唤做建炎武林大会。
　　但不管叫什么名了，都不耽误西湖一时人头攒动，士民百姓踊跃至极，以至于始作俑者赵官家都有些惊愕。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到不言自明，那就是虽然南方地区顶尖士大夫迭出，可那只是这些士大夫的个人成就，却不耽误自古以来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处于政治洼地，南方群体从地域上而言就天然处于政治劣势。
　　与之类似的，还有蜀地，而一江之隔的两淮，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
　　这种情况，从大宋建立开始就很明显，彼时作为被征服的南方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区域。等到了靖康之后，建炎天子首开问政风潮，大幅度让渡皇权，宰执与六部九卿实权大大增加，公阁、秘阁成员的政治地位渐渐竖立，太学问政也已经成为国之重事，而南方依然因为远离首都，跟这些事情无法搭边，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饥渴感。
　　与此同时，偏偏经历了靖康之变后，两河俱失，中原、关西、京东俱损，南方在国家内部的重要程度变相大幅度提升，而且国家还需要北伐，这就更需要南方的财力物力支持。
　　这种情况下，矛盾也自然就出来了。
　　而这个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体渐渐跟失意道学、赋闲下野官员合流的一个基本背景……按照大家的理解，赵官家此番南下，就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的。
　　所谓政治协商大会，就目前来看，无疑是仿照着太学问政这个成例搞出来的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方法，最起码形式走对了。反对派嘛，也是少数，大家本意上还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把江南抖一抖，团结起建制派，局面还是大好的。
　　话说，可能是因为江南十月小阳春的缘故，一场初冬小雨之后，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有些气候和煦的感觉，这种时候，随着大会正式召开，西湖畔的诸位热情不免更加一筹。
　　第一日的时候，很多都是集体上书，而这种集体上书却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来划分，通常是一个州郡内的宿老名士带头，而上书的形式也都文采飞扬的一整篇文章，但细细看内容，却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甚至于大同小异的东西。
　　第一条一定是要赵官家亲贤臣远小人，接下来一定是要厚德载物，一定崇俭去奢，一定要广开言路，一定要善待百姓，一定要兄友弟恭……
　　这当然都是很正确的建议，但每当赵官家当面认真问他们谁是贤臣谁是小人时，他们却往往表现的一塌糊涂……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场的，当面把文书交上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一开口就口吃语塞；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
　　开什么玩笑？
　　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他们也真不敢，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
　　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难道就行了？
　　说尚书也不行啊！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
　　不如不说。
　　至于崇俭去奢，赵官家细细去问，他们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们又没见过，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当面这么讲，又不免尴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那就更不好说啥了。
　　谈起宽刑仁恕，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刑统》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为了安抚老百姓，《刑统》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写的很棒，真问细则，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
　　不过，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以备咨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写得格外好的，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如果没有，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还要发出‘赤心骑’去征召，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