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户部、农部之前就已经清查了现有人口和田地保有量，测算授田标准，制定相应计划，为授田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
而各地共建会铺开并有序运转，才为田地真正分配到户提供了可能
大同政权一脉相承，授田同样是只授田面，田底是不可能分配的。
所以，徐泽并没有欺负这些迁徙的大族，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朝廷掌握在手中的官田数量巨大，徐泽却只放出了一部分。
人力有穷尽，农夫就算再勤劳，但能够耕种的田亩数终究有极限。
授给百姓的田地并不是越多越好，超过了百姓能力所及，亩产就会急剧下降。
所以，即使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官田，徐泽也没没有全部放出。
随着大同王朝不断扩张，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并吞天下之势，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燕京地区和其他新收复之地。
朝廷的政策必须要考虑长远，提前为这部分人留足置产的田地。
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开疆拓土，朝廷每年通过垦荒、绝户田和罚没田等手段，也能获得大量的官田。
总体上，授田和增加的官田是可以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状态的。
但随着王朝统治持续，各种行政问题会逐渐积累。
若是没有大魄力硬手腕的统治者推行改革，王朝的行政运转效率会逐渐下降。
通过各种途径增加的官田也会随之逐渐减少，授田令绝不可能一直维持数百年。
这是必然的规律，徐泽也没报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只要尽量延长授田令的时间，保持一定时间段的动态平衡，直到大同王朝的技术革新迎来突破，并开启大航海就行。
暂时没有授出的官田，也不会白白抛荒。
零散各地的，委托基层共建会经营；
整片集中的，则转为皇庄，由皇家事务司管理。
辽地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甚至还有不少百姓不懂耕作技巧，刚刚解放的奴籍人也缺乏牛、犁等生产资料，诸如这些问题，都使得授田之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当然，以大同如今的体量和行政管理经验，这些事徐泽这个皇帝需要关注，却也仅仅是关注而已。
户部、农部、州县官员和基层共建会组织自会努力做好分内事，皇帝的任务则是制定和狠抓相应的政策落实，让自己的帝国逐渐走上正轨，使官民各安其职。
第三条政令为“均税令”。
大同王朝控制区地跨辽、宋，不仅百姓生活习俗不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较大差别，就连税率也有很大的差异。
总体来说，原属辽地的百姓税负远比宋地百姓要轻得多。
当然，税轻并不是意味着前者就比后者要生活更幸福。
整体社会效率低下、经济持续不景气、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辽地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要远低于宋地同阶水平。
这就好比后世北上广的内卷者和内陆十八线城市上班族相提并论一样，好坏自知。
大同王朝的建立，让原本割裂的群体走到一起，就不得不考虑“均税”的问题了。
“均税”并不是简单地强行扯平两地的税赋标准，这样做显然不行。
南北两地全部执行辽地的税收标准，国家税收会急剧减少；
全部执行宋地标准，也会把刚刚稳定下来辽地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
即使不考虑国家税收，折衷收取一样的农税，南北气候差异和生产基础上的差距等因素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本就很大的南北贫富差距。
“均税令”就是通过差异化的税收和基础建设倾斜等政策手段，逐步拉近南北两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最终达到绝大部分百姓都能在新政权中有更多获得感的目标。
这也是一个阶段性政策，其中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策调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表述清楚，但大同朝廷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早在六年前，同舟社取得辽东后，就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摸索，并推出京东—辽东一体化战略。
通过几年的运行，已经总结了很多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为“均税令”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基础。


第一百三十八章 历史的重新构建
“均税令”只能算阶段性的政策调整，真正的税制改革还要等南北两地真正“均税”之后才能进行。
税收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增强大同政权治下百姓的获得感，拉近南北差距，但究其本质还是为了增加大同的国库收入。
朝廷有了更多的钱，才能做更多的事。
更强大的王朝必然要掌控更多的钱，这一点没什么好遮掩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税制改革必然绕不过币制改革。
币制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保证稳定的币值，没有稳定的币值就没有稳定的税收。
宋、辽、夏三国和新兴的金国，基本在华夏文明圈内的国家，大多存在币制混乱的问题，根源就是——缺钱。
准确的说，是缺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以赵宋朝廷为例，即便开足马力炼铜铸币，还是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对货币流通的庞大需求，于是，挖空心思，想出了很多办法“省钱”。
诸如朝廷使用短佰给发官员俸禄，以省佰和买物资，又铸小钱、当大钱、夹锡钱，用盐引、度牒充当现金使用等，都是拿“小钱”当“大钱”花。
大同王朝没有完成统一之前，还得与国际接轨，延续赵宋的某些“传统”，但这些手段肯定不能一直延续。
实际上，大同政权目前也不具备改革币制的条件，因为徐泽现在也解决不了贵金属不足的问题。
五年前，同舟社就通过战争手段拿到了高丽部分矿山开采权。
之后，徐泽命马政带领探测队陆续探明并建成了三座铜矿。
只是，这些铜矿的规模都不怎么大，开采也有很大难度。
直到两年前，同舟社掌控的高丽铜矿才形成一定规模，徐泽立即命马政成立了一个事业部门——铸钱司。
彼时，同舟社还没有建国，铸钱司最初的任务自然是私铸赵宋的“宣和通宝”，再通过同舟银行投放到市场。
由此，积累了不少经验。
大同开国后，铸钱司不再私铸赵宋钱币了，改铸“正乾通宝”。
徐泽计划利用五年时间，逐步回收赵宋钱币，全部换成正乾通宝。
而其人谋取日本的石见银山，也不是为了表面上的“钱”。
上升到国家层面，钱已经不再是“钱”了。
如何盘活市场，增加经济总量才是统治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开采银山听起来像捡钱，但受限于此时的冶炼技术，这个钱其实不怎么好捡。
银矿要形成规模，还需要日积月累，非一朝一夕可以见效。
实际上，大同政权现在的经济总量还不够大，这些年通过战争赔款和合法贸易获得的钱币也足够维持国内币值稳定，改革币制的紧迫性并不强。
但大同王朝迟早是要一统天下的，只有提前做好准备，届时才能水到渠成，让百姓尽量少受折腾。
徐泽的计划是通过开采高丽铜和日本银，以及南洋贸易换得黄金，逐步增加本国的贵金属储备。
待到国家基本统一，储备的金银总量也达到一个可观的数字，再依托发达的银行网络，方能正式开启贵金属货币和纸币相结合的币制改革。
第四条政令为“并州令”。
“并州”非汉末的青、凉、并、冀等十三州之中的并州，而是对大同政权治下设置不合理的府、州、军等行政机构进行合并调整。
要搞明白徐泽颁布此令的原因，就得先了解宋、辽两国混乱的行政机构设置。
赵宋行政区划为三级制，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路—州—县。
其中，州级单位又有府、州、军、监，府地位最高，州次之，军、监更低；县级单位有县、军、监。
军、监有两级编制，既同州、县级，又不是州、县，非常混乱。
辽国深受赵宋影响，五京道实际和赵宋的路级机构同级，而州级机构也大小不一，大的州下再辖州，可统十余县，小的州则仅辖一县，也非常混乱。
治大国最重要的便是“统一”，唯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方能弥合不同人群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最终达到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颁布废奴令、授田令和均税令，都是为了逐步消除大同政权的南北差异，促进国家真正统一。
但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行政机构设置都混乱不堪，还谈什么统一？
任何行政制度的产生和演进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都是为了解决彼时统治阶级认为的主要矛盾，宋、辽两国混乱的行政机构设置也是一样。
太过遥远且实际处于分裂状态的春秋战国勿论，只从秦朝一统天下说起。
秦始皇横扫六国，强力推行郡县二级行政区制度，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吸取教训，郡县封国杂处，至汉武帝施行推恩令瓦解封国，把全国划分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二级行政区制度变成了三级行政区。
彼时的州虽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区，但各州以刺史为监察长官，州刺史仅秩六百石，却能监察州级之下秩两千石的郡太守，是以小驭大，大小相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