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出版] (海棠)

我想起七八年前的那个娇生惯养、嚣张跋扈的少年，也是一个人带着全部家当，为了逃避即将破碎的家庭，远走他乡。那年我无缘送他。

那个缺失的送别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似乎没有经历过撕心裂肺的离别，就丧失了感伤悲欢离合的资格。少女时的我哪里想得到，以后有的是离别给你哭呢！离别是人生中从来不会缺席的际遇，团圆反而求之不得。

我抱着他放声大哭。 “带我走。带我走。”我一遍一遍地说着。 “这些年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当年没和你一起走。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这句话终于说出口，我的喉头被泪水堵住。

他久久地沉默着，然后他的后背弓了下来，像一只太过疲惫的虾。 他把我抱在怀里，在我耳边说：“我是一个‘爱无能’的人。”

“爱无能？” “爱是一种能力。我从小就没学会过。”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我以为他会亲吻我的额头作为告别，像他以前做过的那样；但是他没有。 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走进安检口，站在安检台上张开双臂；我以为他会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 是天性凉薄也好，是伤透了心也好，是无颜见故人也好，这个我22年来唯一爱过的少年，从头至尾，从头至尾，只给了我无尽的失望。 他背上背包走了。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此去经年，路远山高。 一回头，看到陈白露，站在我身后两米远的地方。 她穿着酒红色的外套，映衬得脸色越发惨白。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无边无际的失望，就像我看陈言那样。 她消失了。我没有追上她。 她删光了微博，手机关机。所有的朋友都在找她，但是她像一滴水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 那是2011年4月1日。





2011年夏





~1~


我再一次见到她，是两个月以后。

那天是6月22日，在工体有一场北京国安对天津泰达的比赛。那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所有的朋友都来了，油光水滑的京骂对阵雄壮威武的津骂，整个工体北路都笼罩在喷薄的荷尔蒙里。

比赛结束后，路边人山人海，打车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计划好要聚餐喝酒，也没有人开车来。好在路程不算远，我们走路去三环边上的一个餐厅。队伍浩浩荡荡，走到三环上，我看到一个扎着马尾的姑娘，身穿酒红色的外套，一蹦一跳地走进团结湖地铁站。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就跟了上去。是她。我的心狂跳。 她甚至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穿着同样的衣服，一瞬间我有错觉，仿佛这两个多月的分别只是一场短暂的午睡。 她和一个理着平头的男生走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生怕她再一次消失在人海里。 当时的地铁站，人群拥挤得如同集市。几乎每个人都穿着国安队服，站在电梯上向下看去，一片熙熙攘攘的绿色。她同男生排在队伍的末尾， 我听到她说：“你敢不敢在这儿讲一句天津话？”

男生摇头如拨浪鼓，反问：“你敢吗？” “切！”她笑：“从来没有我不敢的事儿。” 我几乎要流出眼泪来，是她的口吻，从前的陈白露。 我站在她身后只三十公分远，我甚至能闻到她今天喷了Kenzo的香水。她在我眼前运气，似乎吐出一个音节，然后笑得弯了腰：“完了完了。

我也不敢！” 我大笑，笑出眼泪来。 我和陈白露这样重逢，我在摇晃的车厢里打量她，舍不得移开视线。 她精神不错，最让我开心的是，她画了眉毛，脸庞透出精致的振奋。

横波入鬓，我想起这个词。 她带我去看她住的地方。 “在哪儿？”

“小汤山。” 算算快要到北六环。地铁一路向北再向西，还要转线路，我很多年没有坐过的地铁，在换乘站里走得直发晕，陈白露却一直精神饱满，男生在一旁温柔地注视她。

她说这是一个朋友，姓周，体育记者。又说今天来看球，是跟着小周坐在媒体席上，本来想要听国骂大荟萃，但记者们都忙着现场出稿， 气氛如同期末考场，搞得她很想亲口骂两句。我笑，上下打量小周，干干净净的一个男孩，也仅此而已。

我以为会看到简陋的郊区小屋，到了小汤山才愣住，她住在这里的别墅区，背后青山，房前白水。

小周没有进来坐，她也没邀请。他们在门口点头告别，然后小周从北六环跋山涉水地回城里。

“他在追你？”我边进门边问。 “应该是吧。”

房子的陈设不错，大桌大椅，毫不局促；没有壁纸，也没有水晶吊灯；客厅里一只白色陶罐装着大把的麦穗。主人品味还好。 阳台上有绿萝和海棠，书房门口贴着一对楹联，是陈白露飘逸的楷书：“你是过客，花是主人。”

我不知道她还有这栋别墅，以为她父亲那间小小的两居室是仅有的房产。

“这是问朋友借的。”她笑。“我哪里还有什么房产呀。” 能随时借到这样好的一栋别墅，交情也算好了，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起过这位朋友。 “你不认识。是薛先生。” “哪个薛先生？”

她抿嘴笑：“在澳门，被我用九位数的银行卡吓走的。” 我想起来了。“所以这一借房子，马脚全露了。” “他给我面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三环上有一间三居室，四环上有一间库房，六环上有一栋别墅，按面积算，库房最大，不过像你这样卡里有九位数的人，肯定非别墅不住了。’”

“他这样说？” “是。” “这人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我闭着眼也能知道，他认定了我是个二奶，这次一定以为我和‘老板’闹掰了，无家可归。”

“这样说来，他很快要来打你的主意。”

“我也这样想，但我搬来——快有三个月了吧？什么事也没有，好像他立刻把这件事忘掉了。”

我们边说话边在厨房转悠，熬了一锅米粥，煎了单面煎蛋。

“Sunny side up.”陈白露边在煎蛋上撒盐边说。“我很喜欢这个词。” 她抿嘴笑。

“现在做些什么？” “工作吗？没有什么工作……就是读读书，去郊外走走。” “收入呢？” “教几个小孩学英语，解闷而已，收一点点钱。” “他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我不知道。” “他是北京人吗？” 又耸肩。

什么都不知道，也敢借房子住。

我扔下煎蛋，推开窗子，热气成股地扑到脸上来。窗外蝉鸣很躁， 大团大团的树叶挨挨挤挤，深绿挨着浅绿。最近的邻居在三十米外。我猜方圆一百米内，也许不超过十个人。我也是独居惯了的，但是在人烟密集的城区里。如果自己住在这种地方，一定会怕得夜夜失眠。

“放心，人啊鬼啊，我什么都不怕。” “哪有鬼，叫出来我看。” “你不相信？这就是一间鬼屋。”她抿嘴一笑。 我大笑。

她眼睛一瞪：“你忘了，我能感知到不干净的东西。”

怎么能忘。有一年，我们一同去上海看演唱会，住同一间标间。我洗过澡，见她坐在床边发愣，说：“房间里有很大的怨气。”我说她胡说， 她坚持说自己能感觉到，种种描述，令我头皮发麻。我要问前台换房， 她说：“就算孟姜女和窦娥都死在这房间里，能怎样？睡！有本事今夜来找我，一手一个都拧死。”

我还笑：“人家本来就是死的。” 当天夜里，我梦到了两个面目雪白的女人对着我的床哭，一个长发，一个短发，眼泪像泉水一样从四只黑洞洞的眼眶里涌出来，积满整个房间，慢慢快要漫到床沿。我一身大汗，大叫着醒来，见陈白露安稳合目睡得正香。我气个半死，第二天跟同去演唱会的上海同学复述这件事， 同学大惊，说那家酒店刚刚出了凶杀案，是一对读大三的女同性恋，一个杀死了另一个，然后又自杀。

从此我对陈白露的“感知”深信不疑。 这次她又这样说，我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寒战。 她大笑：“你吓成这样！” 我悚然看看四周，窗明几净，褐色地板光泽温润。 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是凶宅？所以才大方借给你？”

“不是。”她起身开柜子，柜子里一本小小的相簿，一眼看去就知道有年头。

“你看。”她翻给我看，戴着墨镜的少年，对着镜头愤怒地龇牙；穿一身牛仔装的青年，举着一只龙虾大笑。

“是薛某？”

“是。这所房子是他八年前买下的，一直没有住。空了这么多年，又在荒郊野外，那些柳树精啊，牵牛花精啊，野兔子精啊，就都来这里安了家。”

我心里的惊惧一扫而空，原来她是在说笑。我大笑起来。 然后她翻动相册，指着一张照片给我看。

那张照片有年头了，褪成了浅色。我能看得出是这所房子的陈设， 一只大条案，正是我身边这一只，不过当时摆在刚进门处的客厅里。条案上大大的白色陶罐，罐子里一把麦穗。

“你看这把麦穗，已经八年了。”她说。 我大恐。从开着的房门看出去，客厅里那只陶罐，那把麦穗还摆在条案上。窗外热浪汹涌，我却每一个毛孔都冒着寒气。 “快扔掉啊！”我喊。 “人家在这里好好地安着家，凭什么赶人家走。”她说。 我一紧张就尿急，起身找洗手间，她指给我。 我推门进去，照例四面雪亮，马桶浴缸都是德国牌子，只是地板上积了一层灰。 我从洗手间里出来，问陈白露：“请阿姨还是自己做卫生？” “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