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穿越七零年代 (恣悠悠)

　　俩月的工资买的麦子，够一个壮劳力吃一年的。再说了，做衣服比下地劳动轻快还干净，风吹不着雨打不着。
　　现在啊，韩屯村的人，对种地没那么执着了，再也没人提种高粱的事了。不过村里每年都会在瓜地的周围，塘子坑的边上，插空种些高粱。
　　收成居然也不错，每人能分50多斤的高粱，足够大伙吃的杂面的。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种了一辈子的地，对土地情有独钟，一刻也不舍得闲着。特别是塘子坑归村里管理后，他们把露出水面的土地，随时种上合适的农作物。
　　韩屯村因为他们，各种小杂粮比原来还丰富。这些老人看到年轻人在工厂挣了大钱。地里有了活计，也不攀着年轻人干了，主动的下地找活干，把种地当成了自己的职责。
　　老年妇女则主动担起了家务活，没人再等着让儿媳妇伺候，服装厂现在基本上是4个小时能挣1.50元钱，儿媳干半天，比她们干2天挣的都多。
　　现在的韩屯村，男女老少都是积极的心态，每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整天忙的不可开交。村里的大街上，除了七岁以下的学前孩子，平时根本看不见人。
　　人们忙起来，打架闹乱子的也少了，就连“小老妈妈”婆媳也不呛呛了。王兰芝的说法就是：“有那争竟的时间，还不如多挣俩钱那。”
　　大伙听了就笑：“兰芝，你这是忙的连吵架的功夫都没有了。”
　　由于她们两口子年轻，加上他俩的脾气好，虽然辈份长，可是大伙也没人“爷爷、奶奶”的喊他们。村里人不论老少，都喊他俩“高高三”、兰芝。
　　各村的服装厂开工的都早，麦收期间，就停了10天工。剩余的村庄也都要求成立服装厂，一个春天的时间，大家的缝纫技术基本都练成了。
　　30多个村子一起成立服装加工厂，再按原来的办法，韩屯村没有那么多的空余房子。
　　现在，韩屯村里的空余房间，基本上都成了服装厂的仓库。十多万的原料加成品，把房间都占上了。
　　几经商议，村里出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从自己村的服装厂，抽调有组织能力的熟练工人，去各村当技术员，帮助他们建立服装厂。
　　毕竟，韩屯村服装厂外放的活计，每件衣服抽1分钱的管理费，每人一天加工10件衣服，就是1毛钱，服装厂最少30多个人，一天的管理费就是3元多，足够给技术员的发工资的。
　　派去的技术员，最多在那里半个月，以后的管理费可都归韩屯村集体使用了。
　　考虑到派出的人都是技术能手，平时每月的加工费就达到了150元。几个村干部这次相当的大方，派出去的技术员也是150元的月工资。
　　新办的服装厂，全部上的是连衣裙，通过韩屯村服装厂的试产，这是最好的订单。因为没有纽扣，每件衣服等于多了1毛钱的加工费。
　　大家还是低估了各村的热情，派出去的技术员，不到天黑没回来的，基本上都是吃了晚饭，才被几个人送回来。
　　没办法，现在农村很少有通电的村庄，由于没有电灯，大家不到天黑不收工。现在天黑的晚，收工后就到晚上七点多了。
　　这次，全公社村村都上了服装厂，张集和石庙这样的大村，一次就上了两个。新上服装厂38个，1486个工人。
　　加上原来的12个服装厂，372个工人。张集公社现在一共是50个服装厂，1858名工人了。
　　每人一天做15件衣服，一天的生产量就是28000件，韩屯村每天收入280元钱的管理费。
　　要是都足月生产，每个月的生产量就是84万件衣服。要不是李保国打开了京都的销路，悠悠估计自己得把衣服返回商城销售。
　　自己的商城里，这些廉价的衣物，还是比较受非洲一些落后部落欢迎的，产品基本不会积压，发达国家的过季产品，也是这样处理出去的。
　　不过利润就少多了，悠悠只能赚个加工费差价。后世的机器再先进，也是靠人工操作。比起现在的低廉人工费，还是高出一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每件衣服绝对不会超过一元。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三毛五毛的不算多，可是量大了就有钱了。每月80多万的产量，咋着也得有三四十万的收入。
　　其实为了增加人们的收入，悠悠宁愿赔本赚吆喝。每当想到这些，悠悠就特有成就感，乐滋滋的给自己猛点攒，为自己这个合格的时代电商自豪。
　　三舅妈的销售渠道也基本形成，现在她在供销系统也算个名人了。张集公社村村有服装厂，生产的服装又都是畅销货。作为书记夫人，她成了供销系统的热门人物。


第339章 坠子书
　　各供销社都托她帮忙订货，先是县里，接着是临水地区，外地区她的同学也找来了，而且订货量越来越大。
　　这本来是好事，可当他们提出赊销的要求时，引起的悠悠的注意，这可是大事，八十年代中后期，多少国营企业就是因为三角债破产倒闭
　　悠悠把其中的厉害关系告诉了姥姥，姥姥又转告给胜男舅妈。于是，新的制度形成了，不论货物多少，一律现款提货。
　　进入7月，韩屯村的五百多亩簸箕柳，让石庙村以每亩300元的价格买走了。当然，得他们自己收割。
　　韩屯村只是收割了生产堤上的条子，村里五十岁以上的男劳力，晚上还是集中在地窨子里干条编，每天晚上都熬到十点多。
　　上了年纪的妇女，帮着服装厂打零工，这个活计比干条编挣钱。就连十多岁的女孩，晚上写完作业，也帮着订纽扣，剪线头。
　　今年“三夏”过后，村里来了两个瞎子说书，他们是梅庄村的两个瞎子艺人，说的是这里的传统曲目坠子书。由于说书的艺人大部分都是盲人，人们习惯的说法就是瞎子说书。
　　他们是两口子，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因天生的双目失明，从小就拜师学坠子书，文革以前虽然辛苦，收入还可以，起码生活没问题。
　　文革开始，老的坠子书被列为“四旧”，又没有新的唱本，他们俩就待在家中，尽管有队里的补助，生活也相当的艰难。
　　79年改革开放，收音机里开始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现在，农村里有收音机的较少，一般人还听不到。
　　不过，说书的闻音知信，农村说坠子书的开始了。他俩把孩子交给家里人，就开始到处流荡着说书。
　　瞎子说书在农村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农村别说电视了，就是收音机也很少，娱乐生活极度匮乏。
　　按照农村的惯例，说书人住在场院里，由各家轮流送饭，报酬也是各家兑的，每天一元钱。麦后天热，吃住都方便。
　　十多年没听过坠子书了，看到他们两口子带着包袱和乐器过来，大伙热情的招待了他们。孩子们高兴的大呼小叫，“说书的来了，说书的来了。”
　　他们先找了村里的干部，询问让不让自己留下说书。看着大伙热切的期盼，几个村干部合计了一下，就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定下了坠子书的内容：包公案，每天一元的报酬由村里同意支付。
　　几个热心的村民，帮他们把包袱放到场院里，并从场院里搬了桌子和凳子放到了大街中心，地窨子的前边。韩德库还是热心肠，跑里跑外的跟着张罗。
　　电工还专门扯过来两个电灯泡，说书人不用照明，是给大伙准备的。让大伙在听坠子书的同时，顺带着干条编。
　　吃完晚饭，村民都搬着凳子，每人携带一捆条子，围坐在说书人的周围。
　　男艺人坐在桌子后的正中间，女艺人站在桌子的右侧。桌子上放着个搪瓷茶缸，里面满满的一杯开水，桌子的前面放了个灌满开水的暖水瓶。
　　坠子书的伴奏乐器简单，就一把坠琴和一个脚蹬梆。男艺人断断续续的拉着弦子，调音找感觉，脚不时的蹬下梆子。女艺人手拿简板，配合着坠琴敲打。
　　等人到了差不多了，大家就开始催促：“人来齐了，开唱吧。”
　　男艺人拉起弦子先开口唱：三国战将数马超，能掐会算诸葛高，长板坡上数赵云，张飞大喝当阳桥。这是首定场诗，每位说书先生开书前的必吟诗句。
　　许多的老人听了就议论开了：“先生，功夫没丢，十多年了还是老腔调。”人们私下里叫他们瞎子说书，当面还是喊先生，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
　　男艺人谦虚的说：“生了，手生调也生，大伙多担待。”接着又唱：当啷啷三声响书言归正，小弦子一拉闻正风，要听文来《包公案》，要听武来《杨家兵》。老少爷们都想听《包公案》，俺们就从头说给大伙听，今晚先唱包公的《小出身》。
　　接着，女艺人才开始唱：书归正传，……
　　俩人配合着唱，有大段的叙述，有精彩的对话，还有形象的口技。唱到关键处，女艺人简板紧敲，更烘托了紧张的气氛。
　　男艺人的弦子拉的得心应手，与唱腔紧密结合，就如同与演员对唱一样，你唱一句我学一句，即起到了伴奏作用又烘托了演唱气氛，听起来使人还感到有些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