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子入侵,中原动荡。
以往的这种模式被迫中断,大家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谁又还顾的上再养蚕织丝。
不论是鞑子还是明军,都是要求田地都种粮,以满足军需,维持战争。
不过朱以海毕竟是穿越者,也清楚知道如果只搞农业,废掉工商,后果是很吓人的,这种事情也只能短期为之。
否则很难长期,毕竟就算只顾军事,也不是只要粮食就够的,也还得各种武器装备等等。
更别说,打仗除了耗费粮食,更耗费银钱。
所以这两年,朱以海也开始在江浙等地,慢慢的放开种植限制,不断的扩大或者说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虽然放开的比较谨慎,一点点放开,始终要求保证粮食安全。
但大趋势是好的。
广东做为大后方,保证粮食自足,再适当的给朝廷上缴量的同时,加大恢复工商,恢复经济作物甚至养殖业等,这是必须的。
广东一个佛山镇,在明末的时候,其冶铁制器的能力已经非常惊人,广东以往出口的铁器极多,仅是铁锅铁壶,就名扬海外,外贸出口量惊人,创造极大利润,带动着烧炭、挖煤、珠江运输、铁矿开采等一系列产业发展。
一个简单的算法。
种一亩桑叶,养八九筐蚕,一个妇人,忙碌一年,可以养好几茬,这些蚕大约能缫八斤丝,可以织二十匹绸。
良田种麦谷,丰年每亩纵收二三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种桑叶,每亩采叶养蚕可收水丝八九斤,值银十五六两。
如果种棉花,籽棉亩产八十斤左右,市价百斤银二三两,每亩种棉收入也有二两左右,妇人织棉布,日织一匹,若是再加半夜,熟练的能织两匹。
如果种烟草,也是收益数倍于稻麦。
种桑养蚕的,丝贵的时候,养蚕一筐就能当种一亩粮的收益。
市价好的时候,种桑养蚕是种稻收益的四五倍甚至十几倍。
所以当粮食问题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必须放宽限制,给百姓恢复经济作物,既是给百姓增加收益,同时也为市场提供活力,更为朝廷多得税赋。
当然,这里面始终也还有个度。
晚明起,江南地区就是已经无序乱种了,为了经济收益,农民会把所有的地都种经济作物,连自己的口粮都买的吃。苏州、松江、杭州这些江南大城,已经完全依靠湖广江西等外地粮。
甚至本地都没有什么存粮,每次稍发一下洪水什么的,城中没有粮食运进来,就会粮价大涨数倍。
甚至出现饥荒。
这种情况就明显是不行的。
所以朱以海现在跟张煌言讨论的,就是红线还是得划的。百姓有田地的,得定个比例,逐年放宽。
比如现在,粮食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如广东这样的后方,十亩田地,可以种植两三亩的经济作物,剩下的七八亩必须保证种粮,以后情况好,还可以再适当的放宽一两亩。
不能全去种经济作物。
粮食起码得先能够本地自足,保证本地供应,再留有一些余地。
剩下的田地再去发展种经济作物。
具体的比例,就得视各地田地数量,人口数量等,来调整,必须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还能有些富余存储和上缴。
给百姓让利发展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经济田,适当的征些收税收。
比如种棉的种桑的种烟的种药草的,根据实际产出收益情况,按粮田田赋十收一左右的比例,加补一些。
一亩粮田是征田赋二斗,如果种桑棉是种粮几倍收益,那么肯定得适当加征一些,但也要考虑到如桑田收益虽高,但其实是要加上养蚕附加,种棉收益高,也有织布这些附加劳动在内,所以给出一个桑、棉、烟等田地种植的新税率,必须得合理,不能伤农。
“广东地处大明南端,虽有海运之便,但如果从岭南运粮到北方来,实为不便,成本也高,所以朕还是希望岭南大力发展工商、贸易。”
“岭南自产的粮,百姓留足口粮后,统一征收采购,然后也不需要北运,就在岭南各府县,设立粮仓,直接存储。少部份,运往周边的江西、福建、贵州、云南、湖南等省交界处建仓储存。”
朱以海现在对漕运制度也早有调整,一来主要靠海运,二来对百官等,不再发放禄米,而是仅发给少量,以供口粮,其余的都是折银发放。
这样的话,朝廷漕运负担减轻。
粮食的调配,主要是沿海、沿长江、运河,沿主要交通干线建立起转运仓储制度,粮食分储于这些干线上,各地有需,则就近调配,然后再周边补满。
不需要把大量粮食都储备到两京地区等。
在那些交通枢纽,区域中枢位置,建立起大仓,这就跟朱以海以前网购喜欢京东买东西,因为他速度快一样。而他速度快,主要就是他们在各地建立仓储中心,就近发货。
所以朱以海认为粮食也完全可以这样。
以前隋唐时就这样干,大型粮仓可以存储几千万石粮食。
大明漕粮运输,一年运几百万石漕粮入京,结果耗费的却是起码两倍以上,成本太高。
漕粮改海运,尤其是各地建仓存储转运调配,提高效率,节省耗费。
甚至如广东、江浙地区,得重新恢复他们工商资本的优势,为朝廷提供更多税银,而不是种粮。
这套东西,其实户部尚书阮大铖最能理解,他也是最早就跟皇帝提出不能只顾粮种而完全放弃经济作物种植的人,他在任浙江巡抚的时候,这块是做的很好的,皇帝也大力支持他。
所以浙江的丝织业、茶业恢复最快,湖丝的产量恢复很快,通过外贸赚取了大量的银子,朝廷也获得了很多税收。
甚至生丝茶叶换战舰换大炮换雇佣兵,那都是硬通货。
第595章 元从勋臣
浙江的百姓,也因为政策的扶持放开,而得以迅速的恢复,甚至现在比崇祯年间还要兴盛热闹了,毕竟吏治好转,整体的军事形势也很好,外贸放开,浙江也有了自己的许多外贸港,茶叶、生丝、丝绸这几大项,让他们发展很快。
而造船、冶炼、铸炮造铳等新产业,也发展很好。
不仅那些士绅豪强们现在都收益大增,就是农民工匠也一样收入大增负担却减轻许多。
阮大铖在浙江,马士英在江南,他们不仅大力鼓励恢复发展工商,甚至还通过从江北接收难民南下,利用这些难民的劳力红利,来提升地方的工商制造业。
比如说在环太湖江南地区,一个农民,如果专门种桑,大约能种五亩,专门种稻,能种十亩。
但种桑虽能种五亩,可一个家庭的妇女,养蚕缫丝最多不超过二亩,甚至许多只能养的了一亩桑的蚕,毕竟妇女还得做家务带孩子等。
所以家庭养蚕缫丝有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家庭人工不足。
阮马二人巡抚江浙,就接收大量江北难民,然后安置各府县,男的安排进厂制造或是去挖矿或是去种地。
女的就让她们养蚕织布等,搞起许多新作坊。
甚至把许多难民直接就安置到江南农民家中,男的给帮佣耕地,女的养蚕织布,这些难民安排到各户,耕地养蚕织布等收益,要分给农户部分,并不是完全的雇佣关系,而相当于官府组织安排的一种合作关系。
难民刚南下,什么都没有,这样安置到农民家,也有个落脚地,官府也减轻安置负担。
对农户来说,或是一些小地主来说,这些人来了,辛苦赚的收益他们可以分走一些,也是很好的事情。
对官府来说,除了降低安置成本,而且还提升了家庭养蚕、丝织的规模和产量,原来一户农民如果有十亩地,一家子自耕自织,顶多能种九亩地和一亩桑,但种粮收益低。
现在如果种五亩田和五亩桑,再养几十筐蚕,到时能缫几十斤丝,或是织成一百多匹丝绸,这里面可就增加了许多收益。
农民和难民都得到了许多收益。
而官府也获得了更多的生丝或是丝绸,出口贸易,能获得更多关税等。
又还安置了许多难民,给他们提供自食其力的能力,既减少安置负担,甚至还能马上从他们那收到一些税赋。
而官府开办的那些作坊,能吸引更多难民,织出更多丝绸,纺出更多棉布等。
江浙经济和税赋在马阮这两个被许多人骂为奸臣的巡抚手里,恢复相当快,为朱以海提供了大量的税银,甚至粮食供应也保持的很好。
朱以海是不会在意马阮二人以前名声的,他看中的是他们现在的办事能力,尤其是能不能紧跟中央,听从皇帝旨意。
阮士铖干的很好,所以直接就升户部尚书,而马士英也被升为江南总督兼江苏巡抚,总督江苏、安徽两省军政。
现在马士英在江南干的很卖力,之前被四次拆毁的苏州城,现在又是织机万张,织工无数,松江、上海的棉纺业也非常发达,现在通过贸易,大量从马尼拉、印度等地,由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海商把棉花进口过来,然后在松江上海这些棉纺加工中心进行加工,纺织成棉布,甚至做成成衣,既供应大明内地市场,也返销马尼拉、巴达维亚、印度,甚至是卖到荷兰阿姆斯特度、葡萄牙里斯本、英国伦敦,乃至于新世界的墨西哥等各地。